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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More Equal Animals》第 3 章-真正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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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你的投票真的重要吗?你认同选举的工作方式吗?你相信政客吗?你上次给自己的代表写信是什么时候?他们上一次用非客套的语言回复你是什么时候?应该让多数人群体统治么?加利福尼亚应该比爱荷华有更多的影响力吗?城市应该比乡村有更多的影响力吗?中国和印度应该来统治世界吗?

民主通常被理解为一个政府由人民拥有,通过人民产生,对人民负责。然而,我们有很多种不同的民主形式,包括直接民主、审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民主共和,等等。在所有这些民主形式之中,又有无数“计票”方式,每一种也都尝试得出一个“公平”的、可以“代表”人民的结果。

据说,民主制是除了所有其他形式之外,最坏的政府形式[^1]。即便如此,所有的“民主”政府都是一样的吗,还是有一些形式的民主政府比其他的“更一样”?是否有一些形式更能代表“人民的意愿”,并且保护人们改变政府的权利?

民主可以被视为依据大多数人的共识来管理社会的一种尝试。今天,我们看起来能达成共识的唯一一件事是我们的政治系统崩溃了。我们面临两党制系统提供的假选择,以及一个中心化的媒体垄断联盟。仅仅因为一个政府举行了选举,并不能说明它是在根据民主原则进行治理。毕竟,即使独裁者们召开了选举,也没有人该去竞选或者投票反对他们。如果选举的规则不能阻止舞弊,那一个选举有什么用?

我已经意识到现代“民主”其实只是“名义上的民主”(DINO,Democracies In Name Only)。“名义上的民主”非常适合描述那些“恐龙式”的政府系统,他们像不受控制的怪兽一样吃掉自己的人民。“名义上的民主”不会公布公众的意见,而是被隐藏起来(也没有多隐蔽)的一小部分暴政者操纵着,给人民一个假的共识的感觉。

Jason Brennan 在他的书中,《反对民主》,描述了“名义上的民主”失败的所有方式。我希望采用他书中的很多内容来解释一般实行的民主制度中的问题,但这会打乱此书的主题,所以我总结一些他的重点。

Brennan 关注了一般公民对于最基本事务的政治知识缺乏的惊人程度。他说,“在政治方面,一些人知道很多,大多数人什么都不知道,还有很多人还不如什么都不知道”。政治学家 Larry Bartels 评论道,“美国投票人对于政治的无知是现代政治最证据确凿的特点之一”。Brennan 写道,在一个政治知识测试中,25% 的投票人是了解状况的,25% 不了解,25% 什么都不知道,25% 被系统性的误导了。

他在这个例子中非常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想象你在参加“谁想成为百万富翁”[^2],主持人问了你一个百万美元的问题,“谁在 2000 年的竞选中更支持堕胎权利,阿尔·戈尔还是乔治·布什”。假设你不知道,但是主持人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掷硬币,或者给来自 2000 年的随机的一个美国人打电话。

—— 你应该掷硬币;它才更可靠

民主怎么会被认为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当人们已经不仅是合理的无知,而是他们的知识水平已经在统计上比随机猜测还差。

Brennan 反对民主,因为就民主通常的实现方式来说,它不能产生好的治理结果。他的书记录了所有影响着哪怕最理性的人的认知偏差。他同样认清了党派主义背后的机制,以及党派的形成如何发生。他解释了为何鼓励政治讨论没有促进互相妥协,而是极化了我们。Brennan 最终认为,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投票,并且我们需要采取方法保证只有“有知识”的人投票。他对于“有知识”的定义依然是相当宽泛的,因此大多数人都能轻易实现它。尽管我同意他对于这些问题的评价,我不觉得他提供了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问题不是缺乏知识,而首先是人们竟然需要“政治知识”这样的期待。或许,我们应该问人们他们所知道的东西,而不是希望每个人都知道所有事以便投出理智的一票。每个人都有一些很有价值的独特的知识,没有人拥有所有必要的知识。真正的民主实行一个程序,它利用大众的智慧,并且系统性地避免需要全局知识才能做出理性的独立决策。

为了评价一个政府的质量,我们必须首先建立起一套价值判断原则。通常,是人们基础价值观中的差异,导致理性的人们就政府的目的和权力强烈地表达不同意见。很多人希望基于宪法限制政府的权力,其他人则希望政府有最大化的威权以便实现他们的乌托邦社会。只要我们能就政府权力的限制(如果有什么限制的话)达成一致,我们就可以开始讨论那些权力如何被使用以及谁来使用。

关于政府权力如何使用,我只做很少的讨论;相比之下,我几乎全部聚焦于将权力授权给一些个人的程序。最终,所有的的决策(政令、法律、审判,等等)由一些个人完成,对于这些个人的选择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命运。一个拥护自由主义原则的威权主义终身独裁者,能够创造一个社会完全不同于一个拥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威权主义终身独裁者创造的社会。同理,根据人们价值观以及所实行的民主程序的完整性和形式,一个民主社会可以选举出一些人当政然后得到很多不同的结果。

在政府应该如何使用权力上的辩论总是会让我们更加分裂,这些辩论是保持主流党派当权的工具。我们必须从那样的政治话题中撤出,并为达成共识和建立授权开辟一个新的程序。授权是在人们眼中保持长期合法性的关键。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程序来对政治议题进行决策,而不需要诉诸于暴动。

不论你们是否使用投票选举,所有人最终都会把自己编排进一个领导者和追随者序列中,并且权力实际上被代理。如果这种编排不通过投票选举,那么它可能是基于恐惧、尊重、名气、或者家族王朝。代理权力的需求无法逃避,所以我们应该找到最好可能的方法(或者最不坏的)。

所有权力来自授权

所有的政府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即使是忍受着想象中最差的独裁者的人民。摆脱一个腐败的独裁者或者党派系统的挑战是联合足够多的人民就谁来当权达成新的共识。我们因此可以重新表述治理的困境为一个共识建设难题,也可以说一个成功的社会要实现一套保护人民达成新共识的能力的治理程序。

随着政府越来越专制的腐败,与社会的利益背离,他们建立起一些方法,其目的是阻碍人们达成新的共识。他们做这些来保护他们在现有共识系统中获得的权力。这就像你一边向上爬,一遍砍掉通往权力的梯子的横档。这种活动通常采取政治宣传和审查的形式,但也可能通过将那些尝试和平组织新共识的人监禁和弄死的方式发生。注意任何被审查的内容,它基本上总是暗含着对当权者的威胁以及你可能需要了解的知识。真理不需要审查;但谎言却依赖对真理的审查。

通常大众容易同意现有的政府腐败,以及社会机构不再代表公众的利益。盖洛普民调显示 70% 同意这一点。然而,让人们同意一个解决方案却要困难的多。腐败的当权者会有意用政治宣传和政策扶持来分裂人民,削弱他们团结一致的能力。毕竟,一个税收净提供者怎么可能跟一个净受益者妥协呢?一个依赖政府项目的人怎么可能反咬一口喂养他们的手呢?

一旦一个政治系统变得腐败,那就不可能用这个系统来修复它自己。理论上,人们可以简单的移除“坏份子”,用“好份子”来替代他们,但这在实践中不会发生。因为问题在于系统的腐败而不是个人的腐败,也因为没有一个关于“好”与“坏”的含义的共识。

在美国独立宣言中,美国的建立者说明了解散一个现有政府并成立一个新政府的原理和原因。尽管现代社会可能会反对一些“自证式”的关于造物主、自然神明、不可剥夺的权利的说法,但是宣言的前提条件保持不变:

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破坏人民的目的,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新政府;新政府赖以奠基的原则,得以组织权力的方式,都要最大可能地增进民众的安全和幸福。

独立宣言

在有关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并在世界各国之间依照自然法则和自然神明,取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人类公义的尊重,必须宣布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破坏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新政府;新政府赖以奠基的原则,得以组织权力的方式,都要最大可能地增进民众的安全和幸福。

的确,从慎重考虑,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改变成立多年的政府。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来恢复自身的权益。

但是,当政府一贯滥用职权、强取豪夺,一成不变地追逐这一目标,足以证明它旨在把人民置于绝对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宣告独立和向当权者要求特权和让与是非常不同的。今天很多人在打一场为了依赖的战争,这也可以被理解为,要求别人给他们提供他们自己没能力、也不愿意去挣到的商品和服务的权利。独立是关于对于你的生活和你所在的社区负责。独立的反面是依赖。独立是自由的必要条件,而没有自由你实际上就是被奴役了。如果你不对自己的生活负责,那么你会变得依赖于那些对你负责的人。你的奴性随着你的依赖程度愈加深重,你的自由随着你的独立程度不断伸展。

有意思的是,我们的社会经常谈论争取自由和民主,却几乎从来不探讨争取独立。独立是自由和民主的基础。自由和“民主”并不一定给你独立。独立需要自力更生和负责任。为了理解自由和独立之间的重要区别,想象一些人声称责任影响了他们的自由。比如,必须去工作妨碍了你看电视的自由。通过说出这样的话,那些人旨在以别人的奴役为代价,实现自己逃避责任的自由。为了支付你的电视,某些人就不得不承担去工作的责任。

讽刺的是,独立是给出授权的前提,授权是合法民主政府的前提。不争取你自己的独立权,你就无法争取自由和民主。没有个人的独立,你们就没有民主。

类比一个年轻人想要随意生活的“自由”,但依然住在他父母的家里、吃他们的食物、开他们的车之间的差距,容易描述这种区别。追求自由但依然保留依赖,就是在以别人为代价来追寻你自己的自由。这里所说的年轻人应该寻求的是搬出去并自己照顾自己的权利。

很多情况下,年轻人计算下成本,发现他还没有准备好全然独立的生活。他还需要学习关于照顾自己的很多东西,也必须牺牲他的时间和精力去生产那些他现在正从父母那里“免费”得到的东西。事实是,没有什么是免费的;最终,他的父母会死去,他将不得不对自己的生活负责,或者他也一起死去。

年轻人们真正想要的是独立。他们想要自己做决定的能力。如果他们不能承担独立生活的全部责任,那么他们可以发现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和一个(或者多个)室友一起生活。这种情况下,年轻人把他父母专制的规矩(他出生所在的“政府”)换成了希望是更容易接受的他室友们的共识条款(一个他和室友们选择“和平条约”)。他依然有家务要做,噪音限制,和邀请朋友数量的限制,但满怀期待的是,他将比住在父母家享受更多自由(因为他同意了共识),父母家则没有谈判余地。为了得到这份自由,他必须依然赚到足够多的钱来支付他那部分的房租和水电,否则他的室友会把他踢出去。

争取独立就是争取自己照顾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取活着也让别人活着的权利。阻止独立的争斗就像是一个父母把他的孩子们锁在家里,他们必须做家务并且经营家庭产业。这也可能像是你的室友拒绝让你搬出去,因为他们想要你来帮忙支付他们的房租。这也像是英格兰拒绝让殖民地和平脱离。这也像是美国北方的州拒绝让南方的州自己管理自己。这也像是奴隶主拒绝让人为别人工作。

很多人把一份独立宣言视为一份宣战书,但这并不一定是这样。独立以一种思想状态作为开始,当它转化为行动,产生的结果是,在形成和维护一套身外的共识的同时,减少了你对现状的依赖。

我们越依赖我们的父母,我们就越难搬出去并享受承担独立的责任所带来的自由。如果我们要想从当权者那里获得自由,我们必须首先解除我们对他们的依赖并对我们自己的生活、社区、社会负责。

独立的第一个行动是拜访你的邻居,邀请他们和你一起共建一个新的社会契约和一个新的达成共识的程序。本书将会给你和你的邻居们一个在社区中建设新共识的路径,这个路径基于一个新型民主政府的原则,这种新型政府的目标是比之前所实行的政府系统更好。这本书也会展现一个在世界上实现它的路线图。即便如此,没有任何政府系统是完美的,而且,即使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也受制于被统治的人民的主流价值观。

方法证明结果

在这么多“民主”程序中,我们如何能决定实现一个最好的,当我们重建独立社会的时候?我们如何评价他们?

或许,人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他们基于自己对系统输出效果的预测来评价一个系统。换句话说,人们依据预期结果来评价方法的好坏。如果你处在少数群体中,那么不受限制的民主权力(不论是直接民主或是间接民主)可能就是个威胁。这意味着,持少数派意见的人支持所谓的“权利”和对政府权力的所谓“限制”。最终,当运营政府的人忽视宪法限制时,人们又会抱怨。然后,他们会不知所措当意识到自己没有援助。

“大众投票”对“选举人团”[^3]在合法性方面的争论,通常取决于一个人碰巧站在党派分歧的哪一边。从一次选举到另一次选举,人们会在这个议题上转换立场,这意味着他们的意见不是基于原则的。

这种“结果说明方法”的哲学观是种族灭绝和威权主义乌托邦思想的种子。方法必须证明自己,并且和事实以及社区共识的完整性保持一致。方法必须产生自我修正的结果。不喜欢输出结果,不能单独作为反对方法的理由。从某个角度说,没有所谓的“结果”,这里只有方法,所以方法最好能够证明自己。想要达成“结果”是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不再需要其他的法律和变动。一个“结果”暗示着拒绝别人获得权力。它暗示着民主走向终结。

社会是个体们的涌现属性,这两方必须用一种共生的关系活着,因为个体们依赖于社会,而社会由个体组成。政府的挑战是它应该由个体运营追求社会的利益,但是个体容易被以公权谋私利的能力侵蚀。

当政府从一些人那里拿走资源给予另外一些人,政府服务个体的问题就更加混沌。在这种环境下,用从 49% 那里拿走的利益买通 51%,同时一个超少数群体运营政府谋求私利,民主就能被腐蚀。政府服务一些人是不够的,它必须服务所有人。决定一个政府是否是在服务所有人的测试不能依据特定的结果,而是要基于那些结果是用什么方法实现的。更确切的说,一个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允许脱离的政府就是一个让人们愿意授权并服务所有人的政府。那些没有被服务的人可以退出。

问题变成了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一个政府,如果不通过它的结果?建设一个新的程序,来实现之前所定义的那种更美好的世界的全部意义,不就是要通过结果进行评价么?

想象一个英明慈善的独裁统治由一个哲学王[^4]运营。这样的系统也许服务于人们今天的需要,但最终,这个哲学王会死去并且一个邪恶到难以的独裁者将取代他的位置。尽管取得一个仁慈独裁者所拥有的权力,对于那些自大到以为知道如何运营这一切的人来说,看起来是合适的,但它不能成为一个可持续的系统,也应该因此被拒绝。

基于今天被民主程序赋予了权利的人民来评价这个程序,就像是依据一个今天将要成为国王的人来评价一个慈善的独裁统治。所有民主程序最终都会产生非最优的结果,因为它们实际上在委派临时的独裁者(们),这些人都是部分地好,部分地坏,部分地聪明,也部分地无知。然而,在政治学上,就像在计算机科学上一样,算法设计必须考虑最优情况、平均情况、以及最坏情况的表现。在足够长的时间里,可以很安全的假设最坏的情况最终会发生。只需要花费两个世纪就可以完全侵蚀起草宪法的“哲学”王们的好意。很多不可避免的侵蚀在乔治·华盛顿离开办公室时就已经很明显了。

由于民主的合法权力来自于人们对民主程序的授权,所以少数人群体必然保留着脱离和独立的权利。正是独立的权利防止多数人吞噬少数人。最终极的少数人是个人。据说民主是两匹狼和一头羊在投票晚餐吃什么。羊也许会同意民主程序,当且仅当羊排没有出现在菜单上。狼们投票要吃羊排的那天,羊有权力退出并且不会被民主价值观限定要提供伸出它的脖子。动物们回到丛林法则。羊也许还是会被吃掉,但民主的合法性在此就不相关了。

这不是说羊不会同意放弃一些毛和奶来换取狼对安全的贡献。关键在于自愿的交易和自愿同意一个互相妥协的系统。

民主的原则是人民应该有控制权,我们也已经说明了,有投票给“某些人”的能力和把控制权交给人民不是同一件事。如果选票上的候选人们都是“战鹰”,那么爱好和平的人民有什么控制权呢?如果人民能了解到的候选人们都是媒体支持的人,那么人民如何有控制权呢?

舆论洞察很重要

不论我们是否喜欢,暴民最终管理着社会。个人财产在暴乱中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舆论(共识)与某些事为敌,那么没有什么可以抵抗很久,即使是最苛政的政府。一个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是改变舆论并且维持公众支持的结果。如果你不改变舆论,或者,作为备选,执行种族灭绝,那么乌托邦就无法持续。

任何无法容忍意见分歧的社会都是脆弱和不可持续的。

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并不依据独立判断形成自己的观点,而是依赖于别人的观点。在我人生的前 22 年,我有一大堆不是我自己得出的观点。这些观点是从我的家庭和朋友那里吸收来的。不过话说回来,我的家庭和朋友实际上也没有从独立思考出发来引导自己的观点。我们是瞎子领着瞎子。

每一天,人们根据他们以为别人想什么来做决定。风格,语言,道德,信仰,政治,以及几乎你能想到的每一件事,都被我们以为的别人的想法严重影响着。我们以为别人想什么非常不同于他们真的想什么。我们告诉别人的经常是我们以为他们想听的,而不是我们真正所想的。当有所困惑时,大多数人会听从他们以为的舆论,而不是自己的观点,并且大多数人也确实经常处于困惑之中。这种对舆论的听从也是为什么大多数人服从民主程序的原因。

我们如何真实地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我们真的有能力询问每一个人吗?别人会愿意和我们分享他们的观点吗,在没有首先知道我们想什么的情况下?如果有人能操控我们如何理解别人想什么,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以为的别人想法不是他们真正的想法,会怎样?

一些更复杂的操控观点的方法侵蚀着评估和举报程序。如果你能控制主流媒体发布过程,并且持续展示对一个少数派意见的支持,而不是一个真正多数人的观点,那么人们会开始相信那个少数派意见是大众观点。

或许,最明显的控制舆论的尝试之一是选举之前所谓“科学民调”的腐败。媒体告诉我们谁是“可以被选举的”、谁不是。公布这些所谓“科学”民调的结果是人们得出结论,一些候选人是不可被选举的,并且另外一些人非常受欢迎,尽管他们并不是。

很少有人喜欢处在对立于大众的少数人群体中。他们经常会公开支持他们以为的大众观点,即使他们私下里反对。人们想要在“大众”眼中“看起来很好”。人们害怕因为自己真实的观点被围攻、被忽视、被刁难。这制造了一个自我加强的圈层,这个圈层导致了大众沉默的遭遇和禁闭。

最终的结果像是一对结婚的夫妇,默默忍受着每周日的烤肉卷晚餐,心里想着一个被他们的前任植入的观念,这是他们的伴侣最爱的食物。但是,尽管他们每周日都会吃,没有一方愿意承认他们讨厌烤肉卷(因为他们爱着对方)。如果我们没有对别人真正所想的准确感知,我们将容易遭遇不必要的折磨。

Solomon Asch 在 1951 年做了一个经典的服从性实验。在这个实验中,他把一个参与者和很多扮演者放在一个房间,并且让房间中的每个人做一个“视觉测试”,比较一些线的长度。扮演者们先做,并且都认同一个明显错误的答案,然后参与者会被要求给出答案。在几次测试之后,75% 的参与者至少一次听从群体意见而不是个人见解。平均来说,约三分之一参与者屈从于明显错误的大多数人。同时,当被独自询问时(没有小组),个人只在 1% 的场合下是错误的。

想象一个社交媒体算法,它通过策略性地把你和扮演者们放在一个虚拟的房间中,将对影响你的观点有怎样的力量!进一步想象,那些扮演者甚至都不需要参与进这个游戏;他们可能仅仅是被人有意从少数人群体中挑选出来,制造一种主流观点的感觉。

人们的行为被他们以为的舆论所塑造。打击沉默的大多数的一种方法就是让他们以为自己是少数人。通过控制对舆论的感觉,精英们能够同时改变感知到的舆论并且孤立那些独立思考的人。

如果我们要实现一个多数人统治的“乌托邦”,那么人们配合起来制造一个精确也更可信的整体意见测量方法,就变得很重要。促进真实的舆论感知是迈向和平演变的第一步。

一个方法是实现私人的、无法腐败的、持续的民意调查。如果人们知道别人真正想什么,而不是只能看到别人在公开场合下带上的面具,那么也许我们能意识到我们和别人有比想象中更多的共同点。这不仅意味着很多额外的工作,而且依然可能会得到很多“傀儡”的答案而不是独立判断,如果人们依据媒体来形成自己的观点。

不论用何种方法,任何真正民主的系统必须为了从人民中提取诚实、独立的意见而做出设计。这并不简单,当大多数人对大多数事情都是合理的无知[^5],并且因此错误地认为很多观点是他们自己的。实际上,他们的观点不过就是他们错误的以为的周围人的想法的集合。这就像是一组人,“所有人都跟着所有人”;他们走了几个城市街区,只发现没有人在带领他们,也没有人知道他们要去哪。如果不进行警醒,那些非常善于政治宣传的人就可以操控一个民主社会为他们自己的目标服务。

如果人们被有意地误导着,人们如何能授权?在知道“暴民”实际上并没有依据自己做决策,而是被“彩色魔笛手”[^6]引导着的情况下,聪明的政党如何能同意一个民主程序?这里有一些方法来建构民主程序,以最小化“彩色魔笛手”的影响。

民主和法治

无政府主义者会告诉你他们并不反对法律,他们只是反对统治者。问问他们喜欢什么法律,你将会得到非常不同的答案。即使他们都同意一些法律,问问他们是否认为这些法律被违反了或者如何被违反了,你将再次得到非常不同的答案。

我们可以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即使你们都相信“法治”,你们也必须首先在哪些属于法律上达成共识,然后继续就哪些条件下算作法律被违反达成共识。法律,作为一个死物,并不能自己执行自己或者裁判纷争。

从某些意义上讲,完整的“法律”应该是法律被制定和纷争被解决的过程。然后法治变成一个加强这个过程的事情。为了成功,违反民主程序的判断需要尽可能客观地黑白分明,以便大众能够容易就某人是否违反民主程序犯罪(并且应该被撤职)还是无辜(以及因此应该被保留权力)达成共识。

客观的“法律”让区块链和加密货币成为目前最接近于“法治”的东西。在区块链领域,这被称为“代码即法律”,并且只要代码允许,任何事情都可以做。违反区块链法律是非常客观的,以至于一台计算机就能做出一个自动的二分式判断。不幸的是,一台计算机可能成为一个暴君,当“法律字面量”碰巧和“法律精神”不一致时。

在所有形式的民主中,“不能举行选举”就是一个黑白分明的标志,标示着政府违反了法治也因此不再合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是通过进行一场选举以回归法治。如果人们能够同意这个简单的原则,那么国内战争就能被避免,权力也能和平地一届一届交接。

困难是“不诚实选举”的灰色地带。大量政府举行选举,却围绕民主程序制造很多模棱两可,阻止人们达成选举不合法的共识。在一个两党制系统中,呈现给人们的是一个假的选择,以至于即使计票是公正的,候选人的选择实际上也是腐败的。

这本书的想法是要说明仅仅有“选举”是不够的,“名义上的民主”只不过是一个隐蔽的少数人统治。一个真正的民主必须可靠地代表大多数人的共识,执行一个能强有力抵制党派主义和自身腐败的程序。

没有宪法能够保障权利,如果当权者选择忽视它们。没有任何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之间的权利分立能够在相关人员的腐败和串通中幸存。当所有权力分支上的人都是一个党派的份子,权利如何能分立?法治必须活在人们心里。它必须可以简单描述。它应该容易确认民主程序什么时候被违反了。最重要的是,违反法治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回归到一个大众可以通过进行新选举和选择新领袖就能轻松验证的法律。

记住,基于这一章节的角度,完整的“法律”是这个民主程序,而不是“当权者通过的那些法令”。理论上,一个真正的民主程序能够纠错任何“人为的法律”。人民应该能够轻易识别什么时候新法规与民主法律矛盾。

直接民主

直接民主的含义是人们不应该依赖代表。所有的法律应该由人民直接投票。一眼望去,直接民主看起来防止了代表腐败;然而,有两个挑战必须要处理。

谁来起草法律让人民投票?谁来给投票人解释法律的“含义”?大多数人都是合理的无知,因为基于他们影响最终结果的能力,投入时间理解所有提案的法律的价值非常小。即使我们选择的国会议员也并不总是在表决之前阅读我们的法律。

这样一个系统将会被特殊利益所主宰,着眼于实现一些好处,这些好处让他们有理由花时间和钱向那些没有能力评估影响的人民推广法律。更糟糕的是,媒体会控制法律如何架构,哪些法律得到人们的注意,然后污染这些法律在人们心智中的“含义”。

要高效地执行直接民主,需要一个科技基础,因为需要更频繁的投票。一个巨大的红线是,这里要求的科技基础将会立即失效,当下一次地磁风暴(太阳耀斑)或者电磁脉冲干扰我们的电子和计算机系统时。在一个脆弱的科技基础上建立社会,就是安排它在最严重的干扰中失败。科技不仅是脆弱的,它也在本质上把人民与民主程序分离。它使得人民依赖于科技处理的黑箱。它抑制人民发现腐败的能力,因为每个人都必须依靠科技专家。科技也妨碍事务在小规模下运营。如果阿米氏[^7]不能实现这个程序,那么它很可能不是真正的民主。

进一步说,很难判定直接民主程序在什么条件下被破坏了。即使我们为了立法,实现一个可证明诚实的直接民主,用直接民主来运行政府的司法或者行政分支却是不可能的。这两个政府分支依赖于有人解释法律才能执行它们和裁判纷争。

除了上述所言,直接民主还不建设共识,而是分裂我们。如果 51% 的人口能够以另外的 49% 为代价通过一个法律,那么它会发生的。而要求 70% 的支持率则意味着几乎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通过(导致现状暴政)。即使我们接受低速改变是令人期待的,70% 的人究竟要如何同意最开始的法律呢?缺少可拓展的共识建设程序是压死直接民主的又一根稻草。

真正的民主

如果民主的目的是要形成一个由人民拥有、通过人民产生、对人民负责的政府,那么它必须具有以下几个属性:

  1. 由独立的人民组成
  2. 独立被定义为少数群体脱离的能力
  3. 抵御少数人(0.01%)的秘密操控
  4. 在被系统性误导的人口中存活
  5. 汇集当地知识中的智慧
  6. 不需要个人拥有全局知识
  7. 赋予个人权力而不是削弱
  8. 保护多数人群体免于少数人的影响
  9. 保护少数人群体免于多数人的影响
  10. 失败对所有人公开
  11. 失败的恢复程序对所有人都很明显
  12. 赋能人们达成新的共识
  13. 不过于偏向现状

一个真正的民主为多对多纷争中的解决和妥协提供程序,这个程序能抵御隐蔽的少数人的俘获。它是一个系统,人们自愿加入以避免丛林法则。它应该保护少数人免于多数人的影响,也保护多数人免于少数人的影响。真正的民主是一个程序,经由它,权利在人民的同意下被发现、被实行。

经验告诉我们,名义上的民主系统不能提供真正民主的承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程序。

[^1]: 丘吉尔说过类似的话,参见 Wikiquote,意思是民主很糟糕,但比其他形式都好。—— 译者注

[^2]: 这是一个有奖答题的电视节目,参考 Wikipedia。—— 译者注

[^3]: 美国总统选举中的一种投票制度,和大众直接投票选举总统不一样,参考 Wikipedia。—— 译者注

[^4]: 哲学王,是柏拉图构想的一种热爱智慧的统治者。参考 Wikipedia。—— 译者注

[^5]: 合理的无知,指的是当学习成本超过知识的预期收益时,选择“无知”被认为是合乎理性的。参考 Wikipedia。—— 译者注

[^6]: 彩色魔笛手,pied piper,指做出不负责的承诺的领导人。参考韦氏词典。—— 译者注

[^7]: 阿米氏,Amish,是一组保留传统生活、见素抱朴,尽量不使用现代科技的基督徒,分布在美国各州。参考 Wikipedia。作者会在后文中多次介绍这个族裔。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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